如果算上其他必要的生活成本，每年2300元的贫困线标准恐怕连糊口也不够。

而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递次开展的流动性锦标赛加剧了这种状况。但量化宽松的实际结果是利率倒挂，以及安全资产的短缺，致使经济陷入顽固的流动性陷阱，同时还产生了广泛的外溢效应，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和资本市场剧烈波动，这一点中国的投资者应该有切身的体会。

最难预测的长期因素就是技术进步了，关键在于量变能否引起质变，发挥创新的集聚和爆炸效应。并且，只要实际自然利率低于零，长期停滞在全球范围内就会持续存在，这也是经典索洛增长模型的一个直接结论。罗格夫和莱恩哈特基于历史上各类危机的实证证据，认为这次危机与历次危机有许多相似点。关键的问题是，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处理债务问题的终极手段是经济增长，也就是企业利润的改善，和居民报酬的增加。

这就好比一个心态异常平和的三高人群，总觉得有点不正常。在基本面好于预期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下跌，主要原因在于可能出现超预期的流动性紧缩。其次是高速增长也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提出更大需求，形成巨大的投资需求。

这种现象被称为生产率悖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所包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求我们提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本领。供给侧因素也对需求侧因素形成了引导作用，即低要素成本和资本广化式的增长创造了强劲的需求。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创造必要的政策环境，让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作用，是实现增长动能转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此外，中国经济学家也发现，依靠大规模项目投资刺激的经济增长，一旦超出了必要的力度，则会直接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劳动力进一步短缺，欲速而不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亟待发掘新源泉 在人口红利迅速消失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其导致的单位劳动成本上升和投资回报率下降，很容易让人得出结论，即传统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亟待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获取经济增长愈益需要的新动能。

一方面，在新的增长模式下，靠传统动能驱动成长起来的企业（及产能）未必能够全部转向新动能驱动，因而难以为继，必然要退出市场。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就以资产泡沫和僵尸企业这些极端形式，以及失去的三十年的后果，成为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突破这种两难选择的关键，是把保护岗位的做法改变为保护劳动者本身，立足于筑牢社会保护网，因为越是社会政策托底有力，就越能做到退出无虞和无阻。实现增长动能转化要靠市场机制 当我们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在稳态经济增长的条件下，是指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向，主要影响的是产能增量，而在新常态下，即增长动能转换过程中，不仅要对生产要素进行初次配置，更要涉及其重新配置，不仅影响到产能的增量，而且更多地要调整产能的存量。

据笔者最新的估计，1978年至2015年期间，中国劳动生产率实际提高16.7倍，其中56%是三个产业的贡献，44%来自于这种劳动力重新配置。然而，许多人尚未充分认识到的是，同样由于人口因素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面临传统源泉式微的挑战。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社会保护政策都要着力于创造条件，让新创企业容易进入，并按照生产率原则优胜劣汰，给予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必需的市场压力，并为其营造易于退出的机制。许多落后和过剩产能不能在市场上出清，除了有GDP动机之外，还往往以保护就业岗位、防止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为借口。

市场退出与市场进入同样重要 新企业的进入和丧失竞争力企业的退出，是传统增长动能逐渐消失条件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必须发掘的新源泉。十九大第一次在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指出了增长动力变革的方向。

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的任务。第三，坚持社会政策托底。

但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所以也谈不上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的那样，出现了一个新周期，而且包括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和夕阳产能在内的传统产能的市场出清任务也远未完成。保持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只能依靠改革红利而不能依靠政策刺激。其实，这是因为一部分行业和企业在应用新技术增强其竞争力的同时，旧动能行业和企业却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刚性而未能相应退出和死亡，继续以极低的效率使用生产要素。因此，这个时期中国具有很高的潜在增长能力。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表现，在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企稳的因素中，供给侧条件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没有新的企业进入和生存，或者没有旧的企业退出和死亡，就丧失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也就不能形成

所以，解放思想，努力抓住这次大幅度开放市场的机遇吧。（2018.2.1，仅代表个人意见） 进入 梅新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达沃斯论坛 。

主要论点： 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正在进入第三阶段。在此情况下，对汽车产业继续保持以前的保护程度，实无必要，反而有可能导致形成不思进取的利益集团，重蹈明清漕帮垄断南北漕运、沦为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吸血鬼的覆辙。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在全球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二战之后和平年代美国鼎盛时期所占份额（梅新育：《中国抓住了不可再现的发展时间窗口》，《21世纪经济报道》，2016-11-16），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开放经济发展必然相应步入新的第三阶段，其主题是引领全球化市场，而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正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为什么？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在前两个阶段已经极为出色地完成了李斯特式的工业化赶超任务，绝大多数产业部门已经不是昔日需要一定保护的幼稚产业，而是已经成熟。

1989年，当我从当时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唯一直属高校——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理工大学）毕业时，中国汽车年产量不过58.35万辆。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必然要求是一种开放经济，但问世于资本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现实社会主义开放经济发展又不可避免历经坎坷。去年，中国汽车产量已达2902万辆，销售2888万辆，远远超过汽车问世以来便连续把持汽车产量、销量世界冠军百年之久的美国（2017年销售1720万辆）。相应地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第一阶段的主题必然是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中国国民经济基础是下游制造业而不是上游资源产业，要保持下游现代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我们就需要尽可能消除上游原料、能源投入成本高出国际市场的部分。第一阶段的主题是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市场，第二阶段主题是以国际市场求发展，正在步入的第三阶段主题是引领全球化市场，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正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国内外十余年来主流声音一直是要求中国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次贷危机和近年的反全球化浪潮进一步凸显了这种转变的紧迫性，但我们推行的这种转变不能误入歧途，我们不能把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混同于高度依赖国内资源，价值形态的低外部依存度+物质形态的高外部依存度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中国的众多人口就是巨大财富和力量之源。

当我们的父辈在四面受敌环境中初步建起了大体完整的工业体系，当我们抓住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稍纵即逝的机会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当尼克松访华前夕宣布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其主题是以国际市场求发展，并在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经济持续增长奇迹。不需要继续高度保护，而是需要引入新的更多竞争压力，以求保持其活力。

作为一个资源禀赋并不充裕的国家，中国工业化成就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国内原料、能源日益丧失成本竞争力，再与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趋势结合，对我国制造业和其它下游产业成本竞争力的打击日益凸显。在我看来，从十九大报告，到刘鹤的达沃斯演讲，预示着中国开放经济发展正在步入第三阶段。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更是我们引领全球市场的需要。进口能力便是权力，如果没有进入中国大市场的利益，别国有何动机与中国规则接轨？如果没有可能丧失中国大市场的风险威慑，外国跨国公司为什么要接受中国的裁决？当我们为欧洲、日本等外国跨国公司服服帖帖接受美国司法惩处缴纳数以亿计天价罚款而震撼时，我们需要明白，美国对这些外国跨国公司行事强制权力的基础在于这些公司承受不起被美国市场开除的代价。

从社会形态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必然要求是一种开放经济。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也是因为我们需要扩大利用廉价、高品位的国外原料、能源，以求保持我们国内制造业和其它产业的成本竞争力。

正值人口老龄化冲击已成社会热门话题之际，我们需要明白，倘若没有开放经济的长足发展，我们恐怕根本就没有可能去议论计划生育造成的劳动力缺口问题，而是还在焦头烂额应对就业机会不足。特别是对于资源禀赋谈不上充裕的中国而言，倘若不能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中国的众多人口就是负担。

界面刊发删节较多，这里贴出原稿全文。作为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农业国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之初就不得不直面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份额、没有平等参与的身份，甚至被东西方集团先后实施的全面贸易禁运剥夺了参与国际主流市场的机会